上半年，受短周期调整和中长期增长阶段转换共同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同时，结构调整和改革措施初见成效，企业利润、财政收入等效益性指标有所好转。展望下半年，国际经济环境改善，国内稳增长政策效应集中显现，下行压力可能有所缓解，全年经济增长有望处在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将稳投资作为重点，着力推进相关领域改革，释放经济内在增长潜力，加快化解过剩产能、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市场风险，更加重视增长质量，促使经济向新常态平稳过渡。
经济运行质量提高，地区分化和局部风险凸显
年初以来，内外需求扩张步伐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上半年，投资、消费、出口同比增速分别比上年同期回落2.8、0.6和9.5个百分点。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34%和20%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投资增速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3和6.2个百分点，超过投资平均降幅。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8%，低于去年同期0.5个百分点。同时，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有所改善，不同行业、地区之间差异扩大，局部金融风险显现增多。
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有所改善
在经济增速回落的同时，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有所改善，反映市场主体开始调整并逐步适应增长阶段转换的宏观环境，也表明结构调整和改革措施初见成效。
首先，企业盈利水平好于预期。1-6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4%，高于工业增加值增速2.4个百分点；主营业务利润增速比去年下半年明显提高，且与利润总额增速基本同步，说明企业盈利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主要源自生产状况改善。
其次，财政收入增幅回升。上半年，中央财政收入同比增长6.2%，高于去年同期4.7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1.1%，高于GDP名义增速。
再次，就业和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受经济规模扩大和服务业占比上升等因素影响，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稳定。上半年，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合计17746万，比去年同期增加2439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幅均高于去年下半年。1-6月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同比减少5.8%。
最后，服务业呈加快发展态势。7月份，服务业PMI为53.2，高于制造业1.5个百分点；上半年服务业拉动GDP增长3.6个百分点，超过第二产业0.1个百分点，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
行业分化明显，影响区域增长表现
行业分化程度进一步扩大。上半年，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9%、4.6%和4.4%。与去年全年相比，后两个产业与制造业增速差距分别扩大了1.2和1.8个百分点。制造业内部差异也在扩大。有色金属、医药、汽车制造业呈现高增长态势，增速在13%左右；纺织业、石油、黑色金属压延业同比增速均在6%-7%之间，低于平均水平。
行业分化影响到区域经济表现。从企业调查数据看，中部地区企业对当前经济状况的判断较为悲观，西部次之，东部地区相对乐观。分省看，以能源、原材料产业为主的地区，企业经营困难加剧，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甚至出现“区域塌陷”现象；汽车、医药等高端制造业占比较高的省市，经济增速相对稳定；积极推动转型升级、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区域，在投资增速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地区增加值、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保持了稳定增长。
局部地区和领域金融风险显现增多
随着经济增速下降，实体经济压力进一步向金融体系传递，与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相关联的金融风险显现较前增多。亏损企业亏损额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逾期贷款增加较快，预计不良率仍将继续上升。信托产品兑付危机事件增多。部分地区的房地产商出现资不抵债情况，担保公司退出市场，民间借贷风险事件增多。
当前，过剩产能调整仍未到位，房地产需求可能进一步萎缩，地方融资平台还本付息压力加大。而今明两年也是国内信托、债券和地方政府性债务还本付息高峰期，金融风险暴露的概率加大。需要特别关注的是，金融转型、结构调整产生的新增风险与存量风险相互叠加，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同时，金融风险、财政风险以及社会风险等相互交织转化，复杂性和严重程度可能超出预期。
总体上看，上半年经济运行状况符合增长阶段转换期“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阶”的变动趋势。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业和房地产业是高速增长阶段的主要动力来源。增长阶段转换，与这些产业峰值临近或进入调整阶段互为因果。化解过剩产能和泡沫，对于产业结构单一的地区会形成较大冲击，也会诱发金融风险。当前需要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精准发力，在不推高杠杆率的情况下将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结构调整、培育新增长动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创造有利条件。
投资增长是实现全年预期目标的主要变量
进入二季度后，多项指标出现积极变化，经济下行压力有所缓解。展望下半年，出口形势明显好转，消费增长基本稳定，投资增长是实现全年预期目标的主要变量。
国际经济环境改善，出口增长将明显回升
受能源价格下降和房地产市场好转等因素影响，美国经济保持了良好复苏势头。7月份，失业率为6.2%，仍保持在2008年以来的低位；制造业PMI处于57.1的高位。欧央行的基准利率保持在低位，将推动欧元区经济复苏。6月份，失业率降至11.5%，创2012年10月以来的新低；7月份，制造业和服务业PMI均在荣枯分界线上方。受调整消费税税率影响，二季度日本GDP负增长0.1%，但第三季度仍可稳定增长。受发达国家经济回暖拉动，发展中国家经济也呈稳定发展态势。
受去年同期虚假贸易导致的基数效应影响，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长0.8%。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3%，比去年同期上升0.5个百分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化。下半年，随着基数效应消失、国际市场需求回升和国内扩大出口政策的实施，以及外贸综合服务业等新业态的发展，出口增长将明显回升。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人民币兑美元重拾升值趋势，一定程度上影响出口反弹力度。预计全年出口增长6%左右。
内需增长出现积极变化，供给侧逐步向好
消费增长与上年基本持平。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2.1%，比去年同期低0.6个百分点。考虑到网络消费对实体渠道的分流作用，实际消费增幅可能更高。农村市场发展快于城镇，上半年农村消费增长13.2%，高于城镇1.2个百分点。此外，今年是房屋竣工高峰期，随着已预售住宅陆续交付使用，与之相关的装修、建材、家电、家具等消费有望在下半年回暖。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同比增幅在2013年下半年触底回升，将带动今年居民消费增长。预计下半年消费增长略有加快，全年增幅与上年基本持平。
投资增速降幅收窄，设备投资增长加快。年初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弥补了制造业、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形成的缺口，缓解了投资下行压力。在制造业投资构成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增速出现下降，而设备投资增速明显提升，反映企业短期预期正趋于改善。
投资增长是实现全年预期目标的主要变量
从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半年发展趋势看，在剔除基数效应后出口增长与去年大体相当，消费增长与去年基本持平，投资增长是决定全年GDP增速的主要变量。根据过去几年数据测算，GDP增速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的弹性为0.12。今年GDP增长要达到7.5%，投资名义增速需要达到18%，比去年降低1.6个百分点。
在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去年年底制造业、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三项占比合计为75%。上半年制造业投资比去年全年低4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大约低5个百分点。如果保持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开发投资当前增速不变，即使考虑占比15%左右的其他服务业投资增速进一步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也需要达到25%以上。如果下半年房地开发投资继续下降，实现投资和GDP增长预期目标，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还需进一步提高。
对增长阶段转换期若干问题的认识
增长阶段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换挡与调整，其实质则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与接续，即原有增长动力的逐步回落和新增长动力的形成。近年来，出口、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已明显下降一个台阶，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资，投资增速调整到位是增长阶段转换期“探底”成功和顺利迈向新常态的关键所在。经济增长能否在一个新的平台上保持稳定，一方面取决于新增长动力的培育，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市场主体的调整与适应能力。
增长阶段转换期“探底”成功取决于高投资调整到位
近年来，支撑高增长的供给和需求条件发生趋势性变化，内外需结构、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快速调整，导致潜在增长率明显下降。具体看，主要体现为出口、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市场的重大调整。
在加入WTO以后的十年中，我国出口年平均增长23%，对拉动制造业投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出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长期以来出口增长与制造业投资之间形成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我国传统的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2010年以来出口增速趋势性变化引起的调整持续至今，这也是制造业投资增长出现较大幅度回落的原因之一。近两年，出口增速已明显下降一个台阶，维持在7%左右的较低水平。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在2003年达到8.0%的高峰后持续下行，2012年仅为4.1%。包括市政建设、公路、铁路等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在过去十年快速增长，累积存量已超过国际上处于相似发展阶段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增长阶段，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社会效益明显，土地招拍挂制度又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资金来源，形成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升值间的良性循环。2005-2010年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达到25%，但2011-2012年已降低到10%。受稳增长政策影响，2013年和今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有所恢复。但是，随着同时具有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项目日渐减少，房地产市场开始调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将逐步回落到财政收入增长能够支撑的水平。
当前，出口、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调整已基本到位。如果房地产市场能够成功实现软着陆，则增长阶段转换期“探底”过程基本结束，我国经济运行将进入新常态的均衡增长期。
房地产市场软着陆是转向新常态的关键所在
房地产行业总量大、链条长、涉及面广，是拉动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动力。利用投入产出表测算，过去五年，房地产业对GDP增长的综合贡献达到2.5个百分点。借助于按揭贷款等金融工具，房地产有效需求可以迅速放大，推动房地产市场及其相关产业高速发展。2000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平均增速高达24%，2010年以来住宅年均新开工面积超过2006年的2倍，房屋存量快速增加。根据我们测算，在整个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时期，构成房地产投资70%以上的住宅投资的历史需求峰值约为1200万-1300万套，目前已经基本达到，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从供不应求向供求基本平衡转变之中。未来房地产市场发展将逐步与GDP和人均收入增长、城镇化推进形成稳定的同步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将明显下降。
房地产行业与地方财政、融资平台、金融机构、相关行业乃至广大消费者利益密切相关。房地产行业面临的是一个历史发展拐点?熏增速回落具有必然性。但也要防止回落过快，否则可能成为一系列金融财政风险的引爆点。
我国城镇化率不高，居民新增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仍巨大。现阶段，适应房地产市场的阶段性变化，把握政策调整的节奏、力度与时机，促进增速平稳回落，实现房地产市场软着陆，是经济运行顺利转向新常态的关键所在。
实现“六可”目标是迈向新常态的重要标志
高速增长阶段，后发优势集中释放，需求扩张空间广阔。多种规模效应为市场主体创造了较为宽松的增长环境，同时也易于化解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和风险。速度优先战略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逐步进入相对稳定的增长状态，高增长阶段被掩盖的风险和问题可能集中暴露。在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后发优势的释放将更多依靠运行质量的提升。提高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在中高速增长的环境下，逐步实现“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民生可改善、风险可防范、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六可”目标，意义更为重大。
向新常态迈进的过程中，利用某些调控手段，平抑经济波动、防止短期过快下滑是必要的，但需要评估这些措施对经济运行质量、风险、长远发展潜力的综合影响。更多关注经济运行的效益和风险指标，通过提升质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倒逼各项改革，最终可实现“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阶”。
实施“改革式刺激”，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从短周期看，下半年需求侧有所改善，经济运行相对平稳。从中长期看，经济运行仍处在增长阶段转换期“探底”过程中，消费、投资、生产的增长尚未形成均衡、可持续的协调关系。随着稳增长政策效应逐渐减弱，明年经济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然而，面对累积的财政金融风险和刚性的就业压力，增长速度过快回落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冲击。需要将需求管理与深化改革有机结合，放大综合效应，在有序释放风险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速温和调整，着力构筑经济运行新平台。
通过稳投资，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为调结构、控风险创造有利环境
一、当前，应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加快落实已出台的各项稳增长措施，将稳投资作为短期调控的重点，缓解经济下行压力。近期可采取以下措施：
调整房地产相关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一是调整和完善房地产信贷政策，加大对首次置业和改善性需求的支持；二是大幅降低交易环节税费，鼓励梯度消费；三是适时放开商品房市场的“限购”、“限贷”，使市场能够正常发挥作用。
二、对货币政策进行微调，扩大降准范围和力度，适当增加资金供给，降低资金成本。总体看，当前货币供应处于偏紧状态。年初以来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虽明显下降、资金供给状况有所好转，但中长期贷款成本仍然处于高位，企业资金成本压力较大。
继续调整过剩产能，引导企业兼并重组。破除跨区域、跨所有制企业重组的障碍，加大对并购重组企业的金融和税收支持力度，完善企业兼并重组服务体系。
三、积极推进加速折旧。扩大加速折旧的范围，缩短最低折旧年限。对有利于技术进步和节能减排的设备投资提高首年折旧率，中小企业设备投资可当年折扣。通过加速折旧鼓励企业加大设备投资、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转移过剩产能，提高产业竞争力。
四、防控、化解局部金融风险。局部风险暴露有提高风险意识、防止风险累积的正面效果，但也会通过预期、资金链收紧等途径扩散到其他领域，带来负面影响。应加强舆论引导、风险隔离、社会保障等配套工作，有序释放已经积累的各种风险。
通过“改革式刺激”，着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等多重挑战。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内在投资需求，在短期和长期之间、需求和供给之间、增长和结构改善之间取得平衡仍有较大空间。当前，可实施“改革式刺激”，在抓好相对慢变量的重大改革的同时，可优先启动需求侧、见效快的改革，在短期内起到扩需求、稳增长、控风险的作用，并对中长期增长动力的培育、经济运行质量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具体可推动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一、加快垄断领域改革，放开准入，通过扩大竞争提高全行业效率。一是放开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等行业的准入限制和门槛，允许民营资本以独资或混合所有制形式进入，形成行业内竞争新局面；二是推动ＰＰＰ模式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通过公私合营，降低政府投资压力，提高经营效率；三是推动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建设的改革，鼓励企业参与垄断行业的竞争性环节，鼓励民营企业投资公共交通、垃圾处理等准公益性项目。
二、推动房地产领域改革，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一是加快设立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为棚户区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提供金融支持；二是建立分层调控的管理体制，将更多的自主权和政策工具交给地方政府；三是改进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监管机制，提高公积金使用效率。
三、加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成本上升是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困难，利用电子商务、物流、金融领域的创新和发展，可以大幅度降低企业运行成本，从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把服务业作为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点，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着力推进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对外开放。
与此同时，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首先应允许国内资本进入，形成平等地进入、竞争环境。
此外，完善经济统计制度，提高统计数据可信度和完整性。进入大数据时代，政府、企业、个人对经济统计数据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统计数据的可信度、完整性不但是政府宏观决策的重要依据，也关系到全社会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服务业占比已超过工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目前还没有服务业运行情况的详细月度统计，数据的完整性急需提高。上一级统计部门对地方经济数据进行审核的程序，在一些地区演变为定指标与相互博弈的过程，应引起重视。
(来源：中研网)